我親愛的好同志



第一次和路克見面,就是去敲他家的門。我揹著以自己的體型來說實在大了點的攝影包,手上抓著腳架、燈架,爬上通往他家的山坡,在門前,深呼吸。明明已經春天,空氣還是冷得要命。門鈴壞了(這裡許多老住宅的門鈴都是壞的),只得大力敲門。然後,他帶著笑容開門,「快進來!要喝茶嗎?」暖呼呼的茶?當然啦。

我一邊架器材一邊等茶降溫,一邊和路克閒聊。這房子說是他的家,其實是幾個年輕人一起分租的 flat,他來到這個城市以後每一年都搬家,已經搬了四五次。租賃的房子對他來說還不像「根」吧,他也不想被房子侷限住。路克不久之前也是藝術學生,曾經在某個租屋的後院和朋友們自主演出實驗戲劇,鄰居都跑來看。如果此地有這種夥伴,那麼留在這個小城裡搬來搬去也算相當值得呢。

器材架好,我請路克坐在沙發上做他平常在做的事情。「啊,我最近在打毛線!我想做一個燈罩。那我可以繼續打毛線嗎?」太棒了。於是一個大男孩開始認真地製作他亮粉紅色,裝飾誇張的燈罩。「這個做好以後,接著要做一張卡片給我媽!她的婚禮快到了。」他笑瞇瞇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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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延續之前的作品,我二度拜訪詹姆士的家。他的窗戶上貼了一張紙條「有狗注意」,讓我想起一開始挨家挨戶去找適合拍攝的住宅、發送邀請信到住戶信箱的時候,一靠近詹姆士家,就立刻傳來一串神經質的高分貝吠叫。加上看到那張紙條,忍不住想這家主人會不會凶神惡煞,手上的邀請信還猶豫了一下。結果詹姆士是位溫文儒雅的青年男子,看他靦腆地試圖阻止他的狗瘋狂「迎客」(可惜沒什麼用),我真高興當時沒被嚇跑。

這次拜訪主要補拍一些屋子裡的細節。詹姆士的客廳有一張色彩繽紛的沙發,上面擱著幾個復古風格靠枕,牆上掛的是朋友為他的寵物狗畫的畫像,還有幾幅印刷在畫布上的複製畫。

詹姆士知道我要拍細節,興奮地展示他的伴侶收藏的電影海報。「這個,追殺比爾是他最喜歡的電影喔!」他說,樓梯間有兩張超大海報。我告訴他,我也很喜歡昆丁塔倫提諾。雖然平常很少看帶有暴力血腥元素的電影,但黑色追緝令太棒了,塔倫提諾的黑色幽默真是一絕。他聽了開心地回應:「我完全懂,因為我平常也不看那一類的電影。畢竟休閒時只想好好放鬆,想要被娛樂啊。不過黑色追緝令實在很有趣,像是男女主角經典的跳舞橋段!」

壁爐上的相框裡,與詹姆士合照的人,想必是他那位喜歡看電影、蒐集電影海報的伴侶吧。詹姆士提到伴侶的時候,用了「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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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典型的西班牙人,應該就是像侯賽了。侯賽身材矮壯,皮膚是相當健康的小麥色,臉上總帶著熱情的笑容,連嗓子都是熱情的。握手的時候,誠懇地緊握,擁抱的時候,把你抱得緊緊之外,還比其他人都多擁抱了兩三秒。

有次我們在藝廊值班,那陣子正逢布萊登有名的同志大遊行,話題就繞著這個活動轉。侯賽說,每年如同嘉年華會盛大歡樂的布萊登同志大遊行期間,都還是會有一小群人帶上面罩,舉著反同標語表達抗議。有一年遊行,他看到路邊坐著一位女性,用紙袋罩住臉,手拿「同性戀是不自然的」等等標語牌,他實在氣不過,就去告訴那位女性如果她要表達她的立場,至少也該把面罩拿掉,這裡的同志都露出臉來擁抱自己的性向,她為什麼不敢為自己的立場露臉呢?

「不過,我其實是對著她大吼大叫啦,」侯賽嘻嘻笑,「然後我男朋友拼命想把我拉走,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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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是個細瘦高挑、舉手投足間帶點秀氣的男孩,手指細長白皙,冰冰涼涼的。因此當他告訴我他的名字,我差點就要為這活生生的反諷沒禮貌地笑出來。但仔細觀察,亞當的打扮非常有特色,頭髮剪成不對稱的造型,金黃色的長瀏海從一邊垂下來遮住了半邊臉,身穿緊身長褲、靴子,加上一件長及腳踝的黑色大衣,上面還有黑色絨布做出的細緻花紋,簡直太酷。

一起走去藝廊新辦公室的路上,我和他閒聊,「你是布萊登人嗎?」「不,但我搬來九個月了。」「那,會不會覺得交朋友很困難啊?你都參加些什麼活動?」「我會去 gay bar,那裡就是交朋友的場所嘛。」哇,沒想到才認識五分鐘的人會這樣心平靜氣地坦白,一方面很高興,另一方面又為自己的訝異感到幼稚,「那...你現在在布萊登,有什麼想做的事嗎?」「我想製作一份同志雜誌!布萊登雖然有相關的刊物,但針對的對象都是年紀比較大的同志,我想做一份給我們這個年紀的年輕人看的...」

上帝啊,亞當果然是個真正的男人,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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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某個在藝廊值班的日子。義工指導員瓦萊莉向前詢問一位參觀民眾願不願意做問卷訪問,那位先生欣然答應。瓦萊莉解釋訪問的用途:「我們是非營利的藝廊,每年需要繳交成果報告跟政府申請經費,這份問卷是希望能了解來參觀的民眾來自哪些背景,所以會有些較私人的問題,例如年齡、種族等等,如果不方便可以不回答喔!...請問你有任何長期的疾病嗎?」「我是 HIV 帶原。」

好溫和的聲音。我無法否認自己的確為他的坦白在心底震驚了一瞬間,但抬頭一看,這位先生仍一派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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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下午,我到同學安娜蘿拉家玩。陽光透過窗戶爬上餐桌,茶香飄逸,配著手工麵包,我們天南地北地瞎扯起來。「欸,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班上一個 gay 也沒有!」媽呀,還真的,之前都沒注意到。「奇怪,身邊的 gay 都要比異性戀多了吧,結果明明念的是藝術科系,居然沒半個 gay!」想了想,會不會是攝影這個媒材本身的特性?攝影總是被稱為「男人的嗜好」嘛。我們絞盡腦汁想舉出有名的同志攝影師。「我知道了,Wolfgang Tillmans!...還有誰...」

那是個多麼愉快的午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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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死亡描寫得好的人都相當會活吧



離開 Brighton 前,我在 Fabrica 藝廊做展場志工的最後一檔展覽,主題是死亡。錄像藝術家 Jordan Baseman 數次訪問當地一位殯儀館負責人,並將訪問錄音整理編輯,配上用 16 釐米底片拍攝、手工沖洗的粗糙畫面影片。影片內容相當詩意,是黑暗的天空中雲朵的變化,多半有一點天堂的隱喻。不過對我來說,整個作品的精華都在訪問上。展覽期間,我每次排班三小時,一週兩個班,一遍又一遍聽那段編輯成十五分鐘的訪問。聽那位殯儀館負責人如何踏入與屍體共處的這一行,工作的細節,她面對亡者和家屬,以及對死亡本身的看法。

聽了無數遍,有趣的是,每次都多聽懂一點內容。展覽開幕之前,藝廊舉辦給志工的工作坊,鼓勵我們對作品主題做思考。那段訪問當時我大概只抓到六成意思,是志工們互相分享看法時,才不知不覺又多理解一些。不過展覽結束時,全聽懂了。沒有查字典,沒有問人,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聽。

活著好像也是這麼回事。

顧展無聊的時候,拿起策展人挑選擺放在展場的書籍翻閱。其中有一本 graphic novel 叫 《Billy, Me & You》,作者 Nicola Streeten 細膩地描述兩歲的兒子 Billy 夭折後,她與丈夫的各種心理狀態。聽起來是本愁雲慘霧的書,但實際上並不如想像中沉重,多年後 Nicola 早已走出陰霾,重述當時的迷惑與憤怒時,還帶著一點黑色幽默。其中一段,提到她收到一張朋友的慰問卡片,上面寫了 poor Billy,可憐的 Billy 這麼年幼就夭折了。Nicola 心想,Billy 才不可憐,他的生命雖短但活得快樂又充實。是我們這些被留下的人可憐。It's us who are poor.

策展人的目的是希望觸發大眾思考死亡這個一直以來較為禁忌的題目。現在的社會高齡化,獨居老人也很多,早一點思考、面對似乎是健康的。藝廊在展覽期間舉辦了許多相關的活動,其中有由喪葬從業人員主持,鼓勵大家規劃自己的葬禮和身後事的講座,也有支持在某些條件下可以自行決定自己是否安樂死的單位來做討論。

「這令我不舒服,」志工安琪看見支持安樂死的那個單位的傳單,提高了音調說,「畢竟以我的年齡,這已經離我太近了。」安琪的兒子最近剛結婚,她長得瘦瘦小小,但很健談,偶爾會穿漂亮的小碎花裙,或顏色鮮豔的褲襪來值班。我知道她的品味值得信賴,所以她推薦的藝廊和博物館,我幾乎跑遍,確實都值得一訪。這樣精力充沛的女士,衷心希望她能健康地活到九十歲。

最近讀佐野洋子的散文集《無用的日子》,內容基本上就是這位憤世嫉俗的老太婆年老身心不適的日常散記。但別小看活了一輩子的作家吶,那些消極的念頭凝成的文字讀起來卻痛快淋漓。可見佐野女士消極的另一頭是充滿力量的(姑且先不稱作生命力)。有句話她這麼說:「死亡的意義並非來自自己的死,而是來自他人的死。」我心有戚戚。不論想不想接受,自己若是死了便也只好死了。相較之下,更不想看到心愛的人離開吶。所以我也疑惑,如果決定身後要捐贈大體,愛你的人卻無法由此得到撫慰,或者如果想策畫一個歡樂的葬禮,愛你的人卻需要一個凝重的儀式告別,這可怎麼辦呢。不過話說回來,都死了還在意別人的心情,搞不好才是最奇怪的。

有一次顧展,我坐在影片播放室裡面,當時除了我只有一個觀眾。影片結束後,那位觀眾起身離開,走到門邊,看見我,「你要一個人待在這裡嗎?」他說,「這個作品... 你還是別一個人在這裡吧。」說著走出去找了在播放室外面的志工進來陪我。其實這個作品並不讓我感到害怕,不反感,也未曾令我沮喪。可是,該怎麼說呢,像是偶然遇到這種可愛的人這樣的事情,活著就是這點好。